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并肩坐落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历来保持着非常紧密的校际关系。一所大学的学生可以到另一所大学去听课，还可以取得相应的学分。当然，也有许多学生只是利用这种良好的校际关系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和讲座，并不为了拿正式的学分。正是这种双学院的传统和做法造就了我与浦山(在美国称浦寿山)终生的友谊。
当时学校有许多课后讨论小组。我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属下的一个小组，其中有个朋友建议我们把浦山包括在定期的非正式讨论中。我经常去听哈佛著名教授的课，而浦山也对其中许多教授的课感兴趣。同样，美国经济学界新秀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也吸引浦山到麻省理工学院来听课。
我们的课余小组开展了许多饶有兴趣的讨论，在大家都离开坎布里奇后，它们奠定了我们一直保持断断续续联系的基础。我离开学校后加入了芝加哥大学的考勒斯经济研究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浦寿山则完成了他在哈佛的学业，到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去教书。 在卡尔顿学院的经济系，有我们共同的朋友肯尼斯·梅(Kenneth May)。后来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浦山回到卡尔顿学院进行短期访问，并就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在沃顿计量经济学院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我上学的时候，就一直认为浦寿山是当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生中最优秀的一个。有意思的是，当我在1949年取得密歇根大学的教职后，我发现许多人都记得那个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本科生”。我常常被问到在坎布里奇是否见过他，每次我都非常高兴地回答“是”，并且赞叹密歇根大学在选择和培养经济学本科生方面做得如此出色。显然，在密歇根大学，浦寿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在美国高等学术研究领域前途无量。
1949年，浦寿山告诉我他要回中国了，于是我们的友谊之线暂时中断了。从那以后，我只能获得有关他活动的零星消息，尤其是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解决朝鲜战争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当时，《纽约时报》描述了中国代表团一位年轻成员的特征：精通英语，受过严谨的英语文学教育并有广博的经济学知识，我确信这就是我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岁月中的挚友。
我们的联系中断了数十年。但在中国改革初期，当我随同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其它学术机构组成的经济学团体访问中国时，我立即打听到了浦寿山博士，那时他已改名为浦山。1979年，我们没能见面。到了1980年，在北京的一个计量经济学的研讨会上，我们终于重逢。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经常的联系，不管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中国。我非常珍惜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的初期所进行的讨论，当时我们的夫人和其他家庭成员也加入了我们的交谈，其乐融融，其情殷殷，已成为我生活中美好的回忆。
1979年，当我们的学术团体访问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时，我惊讶地发现中国在经济学知识方面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有时，人们也跟我们谈起在20年代教过他们的美国教授，但有关当代高级经济学的知识，只有浦山和极少数的同行了解。得益于在安纳堡(Ann Arbor)和坎布里奇的学习以及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其它研究中心工作的经历，浦山对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在中国成为世界银行成员国的谈判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
浦山的一些学术著作
中国改革以来，我们的话题主要围绕宏观经济学、世界政治事务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浦山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体现在他的总体管理能力和对国际事务的广博知识。拥有这些，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但还不足以充分反映他卓越的经济分析能力和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
我在前面说过，浦山在哈佛读书时是班里的优秀学生，在密歇根大学时应该也是如此，尽管我当时还不认识他。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技术进步与就业》。在这篇论文通过的1949年，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这篇论文显然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威斯利·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和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这些学者或者是他的导师，或者是他认真研读的对象。他提到的其他有影响的学者还包括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米歇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伊夫塞·多马(Evsey Domar)、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
正如所有学者的成就都建立在前辈的学术研究之上一样，他显然学习了很多，也创造了很多。二战后他在美国和欧洲时如此，后来也一直不断地学习和创造。直到现在我们也还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1946—1949年间，人们关心的问题是战后制造业和一般工业系统的重建，技术有许多新发展，但公众普遍担心战前就业机会短缺的局面会重演。随着喷气机、雷达、原子能和计算机的诞生，技术进步的影响逐渐体现出来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计算机、晶体管、激光、毫微技术的全面发展，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新的关注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减员”效应。
1949年时的情况与2000年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浦山博士论文中的许多论证需要相应的修正，然而浦山分析当前问题的许多真知灼见早在当时已经了然于胸。它们是：
(1)当所有价格和工资并非充分弹性时市场出清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商业周期之所以普遍是为了出清市场，因此在充分弹性条件下的纯粹静态求解并不可行。
(2)规模收益不变(如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对数线性函数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技术生产过程。
(3)高度相互关联的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化比作为外生变化可以得到更好的分析。
(4)在开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产业联合成为垄断或寡头垄断模式的趋势。这一点在并购活动中已经不言而喻，特别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情形时。
(5)技术变化建模的一种有远见的方法是通过引入资本－劳动比率来修正纯粹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50年以后在信息技术的研究中这种方法正在采用。浦山将这种方法作为他生产模型的核心。
(6)货币政策必须应对迅速变化的货币流通系数，正是它们扰乱了古典稳定的简单(货币)数量理论方法。信息技术已经使现代金融根本改观，这使(货币)数量理论家们很懊恼。
浦山论文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学分析，为此，他考察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没有采纳威斯利·里昂惕夫和我的建议，即寻找独立变量的各个子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不去理会它们的经济和概率分布。他采用了一种更为直接得多的方法，即区分了两种关系：一是资本与产出的关系，二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
浦山的博士论文是一篇逻辑推理严密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对于了解战后经济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它运用新的计量经济学统计推理的方法，为经验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平台。里面的引文和参考文献包括丁伯根(Tingbregen)、弗里希(Frisch)、哈维尔莫(Haavelmo)的著作(这些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学术的通衢大道从未为浦山展开——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回到了中国。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浦山的同事们跟随着他在中国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却远落后于他。除此之外，浦山还将他的关注点转向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分析。他发表在Cato Journal(1989年冬季版)上的文章，是针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篇题为《运用市场促进社会发展》(Using the Market for Social Development)的文章的评论。这两篇文章刊登在同期的Cato Journal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专题中。
浦山早期在美国学习和教学期间，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理性的经济行为是否可能的大讨论。特别是在极端保守主义者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辩论。特别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认为，按照古典主义，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直接计划下，经济是不可能有效运转的。价格体系怎么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作用呢？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承认，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可能实现对经济行为进行理性的定价指导的，但是，却缺乏创造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此外，他还觉得，决定合适价格的实际过程过于繁琐，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当然这些观点提出的时间，是在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工程迅速发展之前。
米尔顿·弗里德曼经常表达类似哈耶克等人的观点。浦山对弗里德曼在Cato Journal上的文章作了回应。请允许我在这里插入一段有关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夫人罗斯·弗里德曼的一件小事。1961年夏天，克莱因一家与弗里德曼教授夫妇被邀请参加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附近的一个晚宴。晚餐前大家谈起空间飞行和苏联经济的运行。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的航天飞行根本不可信，因为有关这个事件的惟一的原始信息来自苏联方面的广播。关键是，按照弗里德曼夫妇的说法，一个缺乏合理价格体系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科学和工程方面取得如此突破性进展的。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相信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具有无上能力的热心拥众们，认为可以完全依赖这个非凡工具，尽管大量的市场失效导致的金融危机，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在80年代和90年代仍然发生。
在评论中国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变时，浦山指出，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而这么大的成就在极端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看来是不可能的。渐进方式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他认识到了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和把各种决策主体在生产、消费和市场出清方面捆绑在一起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关系等等。浦山指出了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体系有效率的运行的那些局部的和渐进的步骤。他描述了乡镇企业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它们在一年的不同季节里把乡村活动与工业经营联系起来。他还形象地展示了中国是如何避免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以及作为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周期的波动。他认为，中国80年代的改革是局部的和渐进的，但老方法和新方法结合得很好，应该在经济改革同时实行政治改革。在谈到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运行时，浦山有力地捍卫中国的经济进步。在浦山做出上述评价的10年之后，看到中国在90年代的经济形势，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不对中国取得的进步感到惊奇，他们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试图解释中国的成就。我给他们的忠告是，好好读一读浦山的经济分析，密切结合不断演变的中国制度，这个制度变化的方向，与浦山多年前所指出的非常接近。
在日本，同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同样受到保罗·萨缪尔逊影响的Shinichi Ichimura教授组织的一些讲座中，浦山详细深入地介绍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情况。他的演讲题目是“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1996年5月，浦山就同一题目在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演讲。
这个演讲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浦山已经就中国经济问题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而不仅限于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观点的评论。在他的实证论述中，浦山直截了当地指出，他认为中国处在转型阶段——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正在进行，效果不错但尚未完成。他指出，恰当的描述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遗憾的是，一般记者和其他非专业的经济学家们没有能够领会这个要点。总的来说，许多局外人没能把市场机制的作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区别开来。
浦山强调政治稳定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许那些不经心的观察家对此不能理解，但对那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却至关重要。
最后，在这篇政治经济学演讲的结束语中，浦山指出了转型时期正在出现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副作用，但他希望通过财政制度来扭转这种不断加深的不平等。他预期中国的经济转型将于2010年前完成，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达到经济发展的中等水平。